五婶的命运

她其实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春桦。但，自从她嫁给我那患有先天哮喘又兼瘸腿的五叔后，我们就一直叫她五婶。五婶初中文化程度，年轻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靓女。要不是出身不好，她是怎么也不会愿意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——委身于我那活宝五叔的。

五叔之所以称“五”，是跟上面四个姐姐排叫的。其实，他父母只有他一个儿子。婚后不久，五婶就自然承担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的重担。面对年迈的公婆和油瓶倒了都不能扶的丈夫，看着三间破旧的茅棚，五婶暗暗下定决心：一定要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。

穷日子总是长长的。尽管五婶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里挣工分，在家里喂猪、养鸡、摸自留地，克勤克俭，跌倒了还拾起一根柴，但日子就是紧巴巴的。每到生产队分粮时，就是五婶暗自流泪的时候。因为，五婶一年挣的工分折算成钱，总是抵不了一家四个大人外带两个相继问世的孩子的粮草钱——超支户是分不到所有应得的人口粮的。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，穿的衣服补丁打补丁，数年不见新。每年春节，五婶家冷气冰冰。我母亲同情她，拿起淘箩拾些馒头、肉丸让我送去。每当五婶接过去时，眼窝里总泪鼓鼓的。为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，经在林场工作的表姐点拨和帮助，五婶利用自留地搞起了花木种植。花木长成后，五婶就把他们运到县城，在穿过县城的小洋河边卖给城里人。那些日子，五婶那一向憔悴苍白的脸上才有了几分红润。

不幸的是，正当命运之神向五婶吹来一丝春风之时，沉重的打击却又接踵而至了。

一个秋天的早晨，生产队队长亲自领着一批人，带着铁锹，来到五婶的自留地，把那些花木连根拔起，扔到了河里。理由当然是响当当的——割资本主义的尾巴。五婶望着饱浸心血、寄予希望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，倒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，五婶多次被拉上大队、生产队社员会上批斗，被定为剥削阶级“狼子野心不死”的典型，头上多了一顶高帽。可怜的五婶精神全线崩溃，见到我们这些孩子还露出惊恐之状：“我没有剥削人啊，我没有剥削人……”

当历史的车轮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来个大拐弯之时，起初五婶并没什么知觉。直到有一天，大队开了社员大会，宣布摘去她头上的那顶帽子，才隐约见到了命运的转机。那天回家，五婶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。

不久，大队改成了村，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五婶曾在自家分得的责任田头，踟蹰了半天，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祸是福。再看看人家已在自家田里干开了，自己也就顾不得那么多，起早带晚地把田摸得井井有条。一年下来，望着家里第一次满起的米缸，她又轻轻松松地哭了一场。

一天，新任村支书二牛来到五婶的田头，对五婶说：“现在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只要靠自己的双手，诚实劳动，勤劳致富，富起来是光荣的事。您过去种植过花木，何不重搞起来，再改善改善自己的生活？”五婶听了二牛的话心里有点触动，但还是怕“吃二遍苦”——挨批。回去后，又同上高中的儿子商量。儿子一拍胸口说：“妈妈，你放心搞，现在不比从前了！”

尽管如此，五婶还是不敢放开手脚。刚开始，只是在自留地里小规模种植花木，自己挑到县城零卖。没想到，仅用二年时间五婶就成了村里第一批万元户。当五婶与另外五位万元户户主胸前挂着红花，到村民会主席台上接受乡长亲自颁发的“万元户”牌匾时，眼里又一次盈满了泪水。

疑虑一消，激情倍增。初尝甜头的五婶，不仅不断扩大自己的花木种植面积，而且还传技于村里其他人，后来逐步让安胜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木村。同时，五婶还在县城办了个花木专卖店，把村里花木组织上来批发和零售。花木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存折本上数字从五位数变成六位，又从六位向七位靠近。